莫言：每个时代的文学青年，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归宿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莫言先生在《文学与青年》演讲中说“从五四运动开始，文学确实和青年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各个时代的青年在潮流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文学亦在时代发展中起着各式各样的作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代的人，都产生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而每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学青年，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归宿。

在莫言先生看来，“新的文学青年与新的文学中的青年，是一种想象力腾飞的产物，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而理想和使命，也就包含在这种超越之中”，不论在哪个时代，少年君子永远是继往开来的新人，“在他们身上不仅仅代表着文学的理想和希望，也代表着社会的理想和希望”。

文学与青年

——在深圳市福田会堂的演讲

时间：2004年6月10日

来深圳之前，《花季·雨季》杂志社的陈总问我讲什么题目，我说：“既然是共青团委员会组织的演讲，那就讲‘文学与青年’吧！”。“文学与青年”，这个题目确实很大，而且许多大人物讲过，我是不自量力，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昨天，我在深圳街头看到一辆汽车，车后刷着一条标语，这条标语叫作“写天下文章，做少年君子”。这个少年君子是什么样的君子？

孔夫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文饰而又质朴，文饰和质朴的比例比较恰当，才会成为君子。这是一条口号，一个广告。这样的口号，这样的广告，只有在深圳这样的地方才能够出现。我走了这么多地方，每天都看到成群结队的汽车，汽车后面带着各种各样的广告，有卖洗衣粉的、饭馆招揽顾客的、卖各种各样商品的，但从没有看到一辆汽车，屁股上带着“写天下文章，做少年君子”这样的广告。有一条卖酒的广告，“喝孔府家酒，写天下文章”，这广告词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得意之笔，但实际上喝了名酒并不一定能写出美文，喝醉了只能说胡话。深圳的口号是先写天下文章，然后做少年君子，这好像也应该变成共青团的一个口号。新时期的共青团，不仅仅组织青年参加学雷锋做好事，应该成为新意义上的青年的家，应该成为团结广大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结识朋友，共同进步的组织。当然，在学习文化内容方面，也应该包括欣赏文学、学习文学乃至创作文学的内容。我终于把这个话题拉扯到文学上来，也拉扯到文学与青年上来。

从五四运动开始，文学确实和青年密切联系在一起，文学也和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文学、革命这些口号，或者说这些概念，又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瞿秋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有一家伟大的刊物《新青年》，它既是一份文学刊物，更是一份革命刊物。那一茬人，或者说那茬文学青年，他们要革掉的不仅仅是文言文的命，而是要用文学的武器，以文学为突破口，来革掉封建主义的命，来革掉旧中国的命。所以，那时候的文学家，也多半都是革命家。而文学和青年，并不总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即便在革命的澎湃巨浪当中，也依然有人躲在书斋里面研究《红楼梦》、研究四书五经，也依然有人为少年男女的这种缠绵爱情而伤心落泪，也还是有像《青春之歌》里所描写的余永泽那样逃避革命，躲在书斋里，钻到旧书堆里研究学问。几十年过去了，当革命胜利之后，历史证明像余永泽这样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一点也不比卢嘉川、江华、林道静少。据说是余永泽原型的那位老先生，他晚年的文章一时洛阳纸贵，受到当代青年的热烈的追捧。而那些像卢嘉川这样的革命原型，他们到哪儿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便在革命的大潮当中，文学也应该有多种类型，青年也应该是多种类型。

《新青年》

革命的文学当然会在革命的大潮当中发挥这种积极推动、鼓动的作用，是号角，是响亮的号角，是进行曲，是烈火，会让青年的热血燃烧起来，让很多青年抛弃身边的琐事、抛弃舒适的生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但依然还有纯粹的、研究人心灵的、写人情感的作品存在，而且会感动许多人。有许多的青年，他没有加入到革命里面去，他和纯粹的文学站在一起。过了多少年以后，也是历史证明，这两种青年实际上都有他自身的价值；革命的青年当然值得我们学习，那种一心做学问的青年也是对社会有意义的。如果所有人都去革命了，学问就会中断，或者所有的人都在做学问，那我们的社会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并不是说要人们逃避革命，而是说文学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总是要呈现出多样的姿态，在革命的时代里有革命的文学，也有风花雪月的文学，也有表现世态人情的文学。写革命文学的蒋光赤有价值，写言情小说的张恨水也有价值。据说抗战结束，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见到了张恨水，还送给他一块毛料，让他做衣裳呢。

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看，革命的文学一般质地粗糙，但尽管质地粗糙，依然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文学的意义上来看，还是那些能够把历史作为背景，刻画人物的灵魂、塑造典型人物的作品更能够传之久远。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做得最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他对社会的批判、对旧的封建主义的批判、对旧文人的批判不遗余力，像投枪、烈火一样。但鲁迅一旦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他立刻又抛弃了口号式、宣传式、活报剧式的那种浅显，立刻直面人心，直视着人的灵魂。他把历史、革命作为背景来描写；他的着眼点，始终围绕那些处在革命浪潮中的人物，写人在革命中的表现、人在革命中灵魂所发生的变化、人在革命大潮中的命运变迁。

鲁迅

举例说《阿Q正传》，这部中篇小说表现了革命，描写剪辫子，描写革命党，也描写阿Q到城里去参加了“革命”，抢了一批财物。但鲁迅并没有把这些作为主要方面来描写，仅仅通过人物的几句对话，把这种“革命”放在历史的背景上，通过各种各样的细节，来刻画阿Q灵魂深处的东西。然后，通过揭示一个灵魂，来警示千百万人的灵魂。直到现在，一提到阿Q，我们马上会想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似乎都深藏着一个小小的阿Q；所谓的“阿Q主义”，是我们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主席后来也讲过，人是需要有一点阿Q精神的，没有一点阿Q精神也很难活。鲁迅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深刻的灵魂，塑造出这样千古不朽的文学典型人物，第一，他有革命家的热情与敏锐；第二，他掌握了文学的规律，他没有像当时那批作家那样，写一种非常肤浅、图解革命的作品。所以，真正的文学还是应该直面人生，应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里去，把塑造典型人物、典型形象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

《阿Q正传》

关于文学与青年，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展开谈谈。文学与青年，第一层意思指热爱文学的青年，和尝试着写作的青年，这样的青年简称文学青年。当年，我也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毫无疑问是文学的读者，也是每位作家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作家不是由文学青年发展而来，没有一个作家一开始就成为作家，都经历过热爱文学、学习文学和痴迷文学的过程。每个时代的文学青年，好像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归宿。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批文学青年，有的成了萧红这样的人，有的成了张爱玲这样的人，有的成了丁玲这样的人，有的也成了沈从文这样的人。我指已经成为作家的人，而那些没有成为作家的人，三十年代那些热爱过文学的青年，肯定有成千上万。大部分人可能因为文学的感召，或者其他原因投奔到延安参加了革命，成了职业革命者。从文学意义上讲，张爱玲沈从文们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正统的文学史所忽视，认为他们尽管在文学上有成就，但他们颜色比较灰，他们既没去延安，也没参加共产党，当然也没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革命运动。尽管他们文学成就比较大，但一直被我们的这种革命文学史所排斥在外。从八十年代开始，这一批被遗忘的作家重新被挖掘出来，而且在广大的读者和广大的文学青年心目中赢得了非常高的地位，甚至高过了那些曾经在文学教科书里面非常辉煌的作家。比如，像张爱玲的地位，原来怎么可能跟丁玲相比呢？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张爱玲在文学青年和一般读者心中的地位，早已超过了丁玲。包括萧红，也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沈从文的文学地位从八十年代直线上升；在近代现代文学史上，人们一提作家，就想到鲁、郭、茅、巴、老、曹六个人，沈从文根本不入名册，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沈从文已经跟鲁迅并驾齐驱。我看到许多作家，许多文学青年，问他们喜欢中国当代哪位作家，问他们读过谁的书，提到鲁迅和沈从文的人最多，提到沈从文的甚至比提到鲁迅的还要多。

沈从文

鲁迅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但被误解甚多，长期被当成棍子打人；其实，那些把鲁迅当成棍子的人，正是鲁迅深恶的。而沈从文的文学观念，跟当前的社会更加契合、合拍，因为沈从文没有特别鲜明的那种爱憎。另外，沈从文对许多被传统道德所不认可、所痛恨、所批判的事物，采取一种同情的笔调来描写。我们看他的散文，看他的小说，发现他的小说里面充满了非常浓烈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解放初期那批文学青年，他们走向文学道路的方式和我们差不多，也是热爱文学，然后尝试写作，然后广泛投稿终于发表，然后一步一步走向文学道路。这批文学青年的命运，大部分在五十年代发生剧变，当时所有出名的青年作家，半数以上被错划成右派。他们几十年没有写作，一直到了七十年代末，右派得到改正，然后才重新拿起笔，又成为一个作家。这批人后来也都成了作协、文化部门的领导人。这一批解放初期的文学青年，他们既幸运，又是不幸的。

还有一茬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一批文学青年。那年，我去新疆，碰到一大批上海知青，他们大概在1963年、1964年的时候看了一些电影，用他们的话说：“受到了文学的毒害，离开了上海，来到了新疆。”这批人当年可能都是热爱文学，总看电影、看小说，向往革命，向往开天辟地和创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抱着一种浪漫的想法，离开富裕的生活和安逸的上海，到新疆的戈壁滩去了。当然，这是半玩笑半认真的说法，他们对这个选择还是不后悔的。因为毕竟他们在戈壁滩上建设了一个个绿洲；让他们看到一片片的绿色，看到建设起来的楼房、渠道，收获了这么多的棉花、粮食，他们心里面也还很欣慰。所以，这批文学青年，很难说是受了文学的益，还是受了文学的害。

我们这一茬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作家，跟前面的文学青年不太一样，我们是在中国社会非常不正常的一段时间里成长，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饥饿、“文化大革命”，我们成长的社会动荡不安。八十年代初期，社会逐渐回归正常，拨乱反正，文学开始复苏，我们拿起笔来开始尝试写作。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有强烈的功利心，许多青年跟我一样，想用文学作为敲门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当然也包含对文学的痴迷爱好和追求。我们这茬作家，现在也都担任了作协、机关的领导；当然也有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不搞文学了，下海成了大款，但毕竟是少数。那些没有当领导，还在坚持搞文学创作的也都是强弩之末，因为有一茬一茬的青年作家，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态势，把我们推到沙滩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当然，死在沙滩上也是一种再生，又变成水渗透回去。

我们这茬文学青年，对文学的认识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批人还不一样。我们开始写作的最初几年，赶上思想解放的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积压二十年的西方文学的许多重要作品铺天盖地被翻译到中国。我们这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上了学，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原文，一下子突然翻译出这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确实看得眼花缭乱。在吸取文学的营养上，我们比五十年代那批深受俄国影响的作家可能要广阔一些，文学手法更大胆一些，也更先锋一些、前卫一些。小说的基调，也不像五十年代的那批作家，显得那么昂扬、向上，那么光明、灿烂。在我们这批作家的作品里面，灰色占了主色调，大部分人描写边远乡村、社会底层的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尽管作协号召写主旋律，但回头来看，八十年代走向文坛的这批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太符合主旋律的标准，只有个别几个作家写的还算主旋律，但他们所写的主旋律，也跟《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大不一样。时代变了，创作的主体变了，也就是说每一茬作家成长的年代、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教育背景不一样，导致写出来的作品基调大不一样。我们这一批人，已经不太相信空泛的口号。前辈作家所信仰的许多东西，我们画了大大的问号，这也是我们的作品受到很多批评的重要原因。经常写一些奇奇怪怪、荒诞、变形的东西，这可能跟我们经历了十年“文革”，社会生活留下的噩梦般的记忆有关。

最近一茬文学青年，应该从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这批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甚至一些更年轻的写作者，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跟我们大不一样。他们对人的看法更加指向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真善美、忠诚、友谊、爱情，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的要素，是他们关注的东西，比我们高了一个层次，他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研究人、分析人，然后写出文学作品。他们比我们这批作家，比五十年代那批作家，具有更广泛的一种性质，真正的面向全人类的一种东西。

这一代作家的生活，无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跟我们这批作家已经大不相同。我的女儿八十年代出生，我对她进行忆苦思甜，人家反而觉得我们当年所谓的苦，实际上是很浪漫的一种生活状态，而我们认为她们的幸福，在她们的心目中觉得有很大压力。我说：“你们现在吃也不愁，穿也不愁，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校，而爸爸那个时候，小学还没有上完就捞不到上学了，每天牵着牛，放牛。”她说：“谁愿意上学呀，我愿意放牛去。”所以，时代不同，我们许多的苦乐观念、善恶观念、美与丑的观念都大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代的人，都应该产生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自从网络出现以后，文学变成了大众活动，文学创作变成了大众活动，人人都当写作者、当作家。过去，没有那么多刊物、那么多阵地来发表作品，现在网络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写作者，也都是一个文学的阅读者，阅读者和写作者就好像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切磋技艺。这就允许许多人像玩票一样，我今天来兴趣就写一篇，我明天没兴趣就不写。文学创作应该变成大众化的活动，千军万马的人都开始搞文学，千军万马的人都在写天下文章，极有可能使具有文学素养、具有天赋的少年，最后成为了不起的大作家，这种可能性更大。至于写得好和坏，也应该是客观的标准，不应该是主观的标准。所谓客观标准，就是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言人，因为年龄的隔阂，成长环境的不一样，造成了每代人的思维的方式。我们这代作家笔下没有出现爱情，因为我们这茬人的经历不太好，经历了一个人心变异、人心格外黑暗的年代。所以，拿起笔来的时候，我们也丧失了那种浪漫情愫。新一代少年作家笔下，为了爱情上天入地、寻死觅活，古典与现代的爱情确实出现了，那种动画片式的超级酷的青年形象、少年形象也出现了，这是一个半虚拟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与现实生活拉开了巨大的距离。可以说新的文学青年与新的文学中的青年，是一种想象力腾飞的产物，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而理想和使命，也就包含在这种超越之中。文学毕竟会存在下去，而新一代的青年乃至少年的加入，是文学永存的理由。

话题还是回到那辆汽车屁股上的广告：“写天下文章，做少年君子。”这样的少年君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每个人都可以去想。在当今时代，什么叫少年君子？为什么写了天下文章就可以成为少年君子？希望哪一天能够找到这辆汽车，问一问往汽车上刷标语的人，他怎样给少年君子定义。我心目中的少年君子应该是继往开来的新人，在他们身上不仅仅代表着文学的理想和希望，也代表着社会的理想和希望。

本文收录于《莫言作品典藏大系》（全26卷）演讲集《贫富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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